在谈这个话语之前我们需要明白，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人员的流通性极低，所以在一块区域内靠着文字就可以进行交流，毕竟文字的特性和语言完全不同，语言不仅各地区之间差异极大，而且随着朝代的更迭也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但是文字自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之后，就成为了中华民族内统一的文字系统。

　　所以两千年来，汉字的读音虽然不同，但是字所表达的意思还是一样的。

　　—节选自《古人生活那些事儿》

　　

　　但人和人之间交流，语言才是最方便的，所以各朝各代汉字读音迥然各异，古人靠什么来读，又以哪个为标准呢？

　　实际上和如今我们以北京话为标准普通话一样，先秦时期虽然没有官话的概念，但是也是以京畿地区，也就是经济和政治中心的中原地区方言为标准语言，当时人们称之为雅言或者叫做夏言。如《论语·述而第七》就说：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正文》里也有：“雅言，正言也。” 意思是雅言是当时的标准音，而身为鲁国人的孔子在教学的时候，也使用雅言，由此表示自己对于礼的遵从。《荀子·荣辱篇》就直接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可见荀子也地域歧视，看不起讲吴越语的百越人和楚语的楚国人。

　　雅言之所以又叫做夏言，这说明雅言的形成最早是在夏朝，《儒效篇》有：“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之句，所以官方标准语言的形成也是随着政府的建立而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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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生活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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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夏朝建都在河南洛阳及周边地区，商朝建都地点也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所以学者们推测最早的雅言就是以古河洛语，通俗的说就是先秦时期古人是以洛阳（河南）方言为通俗语言，或标准音的。但是这也仅仅限于推测，毕竟西周曾一度将京畿设置在关中，陕西总不可能讲古河洛语，加之汉语语言复杂的历史变迁，所以雅言到底怎么讲，就成为了一个永远的谜题。

　　

　　一般而言，先秦和秦汉的标准音应该差距不大，因为权力中心都在中原地区，讲的都是雅言。等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由于西晋的衣冠南渡，司马家不仅把整个王朝都迁到了南方，同时大量北方人南迁也把中原的文化和语言带到了南方。

　　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对语言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原文化明显强于其他地方，导致了雅言在南方渗透极大，对当地方言影响极大。东晋时期士大夫诵读的口音被称为“洛生咏”，《颜氏家训》就说：“榷而量之，独金陵于洛下耳”，也就是说当时最流行的两种语言就是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而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当时东晋建都建康，所以官方的标准音由洛阳雅音变成了金陵雅音。

　　与此同时，汉语这个时候终于有了“拼音”，也就是韵书。韵书大致相当于古代的字典，所以会标注读音，可作识字查字用。根据文献记载，我国最早的韵书是三国时期李登编著的《声类》和晋代吕静的《韵集》，可惜的是这两本书在历史中早已亡佚，这就导致了隋唐以前的上古汉语读音可以说基本失传了。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隋唐以前的汉语该怎么念，记住，那个人一定是扯淡的。

　　从隋唐到两宋，我们称为中古汉语时期，特别是隋唐和北宋，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回到了中原地界，标准音自然又变成以中原方言为主。如北宋时期寇准和丁谓谈论什么语言最为标准，寇准说：“唯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谓则非常机智地回答：“四方皆有方言，唯读书人然而为正。”丁谓的这话可谓是偷换概念，但同时也说明了当时河南话作为整个国家标准音的崇高地位。

　　不仅如此，隋朝陆法言作书《切韵》；唐人孙愐作书《唐韵》，这两本书出现，也终于让我们稍微了解隋唐时期的标准音到底是怎么念的，如隋朝的切韵音有平声54韵，上声51韵，去声56韵，入声32韵；而北宋时期所使用的标准音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广韵和平水韵了。不过也不要天真地认为有了韵书我们就能完全还原古人是怎么说话的了，汉语韵书一般采用反切法来标注读音，也就是将一个字的声母、韵母和声调分别拆开。

　　如《广韵》中“在”被注为“昨宰切”，也就是“在”采用“昨”字的声母，“宰”字的韵母和声调。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在北宋标准音中到底该怎么念，还需要知道“昨”字和“宰”字怎么念，对于绝大普通人来说，这标准和没标准根本没区别嘛。所以《韵书》很多时候只能让我们知道这个词在当时大概怎么念，想要完全重现中古汉语，依旧是一项不太可能的任务。

　　

　　这里要注意的是争议极大的粤语，曾有流言说粤语是唐朝时期的官话，也有民国初期决定选哪个语言为普通话的时候，粤语议员和北方议员互不相容，最后为了顾全大局，是孙中山让粤语放弃一票，由此北京话才成为了民国以来官方语言的说法。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很显然都是子虚乌有之事。唯一要说明的是，自中唐安史之乱以来，中国从五代十国一直到南宋，北方时常处于战乱之中，再加上不断被胡族入侵，这确实导致了北方语言的混乱。而相对和平的南方变化就要小上很多，以至于保留了不少当年衣冠南渡后留下的中原旧音。如南宋朱熹在其《朱子语类》中就说：“四方声音多讹，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盖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来，只是太边南去，故有些热。若闽浙则皆边东南角矣，闽浙声音尤不正。”从朱熹的话中我们可以得知，粤语最多也就是“尚好”、“尚中正”，对比的对象是闽浙两地的方言，远谈不上可以匹配中原正音的地步。要知道在南宋之前，粤地在中原人眼中都还是蛮荒之地，是用来流放的，如唐朝的韩愈，北宋的苏轼就都被贬至广东，又如何成为官话呢？

　　等到元明清的时候，这段时期的汉语被称为近代汉语。元朝由于是蒙古人坐天下，这个时候的标准音虽然取名叫做“中原音韵”，俗话叫做大都话，但其中融入了大量蒙古口音中的儿化音。例如我们看元朝圣旨的时候，就会觉得元朝的圣旨简直是白话文，如北京法源寺元仁宗圣旨石碑中写道：

　　者道的有来，如今依着已先圣旨体例裹。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失蛮，不拣甚么差发休着，依着太上老君教法裹，告天与俺每祝愿……这阎道文更圣旨上头道着有，没体例句当休做者。做呵，他不怕那甚么。圣旨俺的。蛇儿年二月十三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之所以会如此，因为元朝皇帝会的汉语并不多，主要还是说蒙古话，所以其圣旨要由蒙汉官员进行翻译，叫做“硬译公牍文体”。啥意思呢？也就说他们翻译是音译为主，意译为辅，所以官员翻译的时候就会带上当时“大都话”的特征，即汉儿言语。

　　由于明朝先是定都南京，后永乐帝迁都北京，朱明皇室也为南方人，再加上明朝时期南方经济文化崛起，南方士族影响力在朝中也越来越极大，南方人更是在科考中压倒式碾压北方学子，所以明朝的时候我国当时的标准音就逐渐分成了以北京话为标准，通行于华北地区的北方标准音以及以南京周边方言为标准，尤被读书人所喜欢，通行于长江中下游的南方标准音。

　　当然了，当时两种标准音差异并没有我们现在所想的南方方言如吴语、粤语、闽南话、客家话等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异那么大。明朝传教士利玛窦就说：“当时中国十五省有相同的文字，各省方言不通，却有一种通用的语言，能够被通用于各省的法庭和官场。并且这种官话，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可见虽然当时的明朝政府并没有强制老百姓必须学习官话，但是为了能够交流，即便妇孺也会主动去学习南方或者北方的标准音，并且两者虽有差异，却可以互相听懂。

　　

　　甚至等到清朝入关以后，南方标准音在清初时期还有着和北方标准音分庭抗衡的实力，但由于此时北京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达五百年之久，北京话随着北京地位的强势崛起已经不可阻挡，甚至满人入关以后也以北京话为标准，自此以北京话为底子的北方标准音彻底完成了一统全国之音。特别是雍正六年，雍正帝有感福建、广东人听不懂官话的人太多，遂下令全国考生不懂官话者一律不得入科举，就此再也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撼动北京方言成为清朝官话的地位。

　　后来到了1913年，当时的民国召开读者统一会，认为当时国家内忧外患，互不相同的各省方言不仅不利于国民教育，同时也有碍于同仇敌忾，民族团结，由此正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国音”，即清代以降的北京官话，如今的普通话。

　　所以说古代虽然没有强制性学习的“普通话”，但是各朝代还是会制定自己的标准音，作为官方语言，好让天下人学习和交流。如明朝初年，朱元璋有感前朝“胡风”严重，语言杂乱，于是发布《洪武正韵》，试图推广到全国设立新的统一标准音。无奈由于《洪武正韵》本身的不成熟，且当时处于金陵的明朝政府在其中夹杂了太多的“吴音”，导致读书人根本不买朱元璋的账，最后不了了之。